在量子通信产业化道路上走了10年的科大国盾，正拿着“初试答卷”忐忑立于科创板门口。在68个问题，416页厚，合计超过30万字的科创板一次问询及答复里，这家高校背景“网红”科技公司的优势与短板，外界对其的困惑和质疑，被全盘托出。
“内外部都很关注审核情况”，一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从事科技成果转换快三十年的“老科大人”说，“科技成果不转化是对国有资产最大的浪费，转化离不开资本市场。我们希望国盾能再往前一步，给其他量子公司多探探路”。
在前沿科技研发与产业化的特殊赛道上，科大国盾并非孤身。中科大有名扬国际的量子科研顶尖团队，外界较少知晓的是，被称为“量子GDP”的三位院士一直在探索如何让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市场。
中国科学院郭光灿院士团队、杜江峰院士团队，他们的科研成果分别在2017年、2016年通过科大控股进行了成果转化，成立了本源量子和国仪量子。加上科大国盾的技术来源——潘建伟院士团队，这三位院士级别学科带头人的姓氏拼音首字母凑起来，刚好是“GDP”。
这一次，受益于科创板审核的公开透明，上一个10年，高校背景企业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融合的共性难题，第一次在IPO市场上被掰开揉碎，仔细讨论。
尽管院士们并不实际参与这些公司的运营，但布局值得关注。接下来的10年，包括量子“GDP”在内的前沿战略性产业能否切实拉动城市GDP（国内生产总值
），答案将被给出。
量子“GDP”的果实
自我定位“量子中心”的安徽合肥太超前了么？来这里探访的人心底或许都有这个问题。在合肥高新区，目前已经有脱胎于“量子GDP”团队的5家量子技术公司，还有20余家量子关联企业，加上正在建设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当地的量子产业集群已现雏形。
这在全国是少见的。 90年代，在国际量子信息科学刚开始崛起时，中国科学院及下属中国科技大学迅速跟上，逐渐从跟跑变成并跑，甚至部分领跑，量子信息研究成为中科大的旗帜。其中，有三位院士级别的量子信息学科带头人郭光灿、杜江峰、潘建伟，三人研究领域各有侧重，也略有交叉。
郭光灿（图片来源：中科大官网）
杜江峰（图片来源：中科大官网）
潘建伟（图片来源：中科大官网）
作为现代物理学两大支柱之一，量子力学理论的自洽性及其与实验事实的符合，在核物理、激光、凝聚态、生物学、化学等近代科学技术中都有广泛应用。不管外界如何质疑，科学家们总觉得，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成立公司加快产学研结合，对中国是个机会。
设立公司，另一方面也因现实困境：前沿科学好比“未成熟的果实”，难以马上使用。若想基础研究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共建，无法靠专利转让、授权等方式“一卖了之”，反而得靠高校、科研工作者自己去源源不断往“下游”走，不断开拓。
最早迈出这一步的，就是在2009年5月，潘建伟、彭承志团队设立“用量子技术保护每一个比特”的安徽量子通信有限公司（科大国盾前身），技术来源是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同年7月后，依托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郭光灿、韩正甫团队在安徽芜湖创立了问天量子，这两家公司都是从事量子保密通信业务。
从名字里，多少能看出量子“GDP”的初心和情怀。随着科研的进步，2017年前后，依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杜江峰院士团队技术，“用量子技术感知世界”的国仪量子成立，主攻量子测量；郭光灿、郭国平团队转化出了“用量子技术追溯科技本源”的本源量子，致力于量子计算。
眼下，中科大还陆续转化出从事量子通信网建设和量子雷达的国科量网、国耀量子，多数采取中科大通过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同时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技术发明人奖励的形式设立。国耀量子的雷达技术来自于潘建伟团队和窦贤康团队，若不是窦贤康院士后被调任武汉大学校长。
合肥本地媒体报道说，2009年潘建伟团队决定成立国内第一家量子通信产业化公司。时任合肥高新区领导说了一句：“你来吧，这里没有质疑”。
十年后，这些量子系公司构成了中科大和合肥高新区产业布局中最醒目的领域。有接近中科大的人谈起这段经历：“当初在安徽量通整体改制的时候，学校曾专题讨论过更名是否以‘科大’两字冠名，最后结论是同意”。他坦言外界普遍认为量子信息科技离现实太远，国盾更名，也是藉此表达中科大发展探索量子科技的信心。
“还是做企业比较难”
或许正是因为在争议中前行，这个前沿学科才如此热门。如果科学和社会环境温度提高到某个门槛，量子科技的果实会加速成熟么？
他们希望如此。这几家分别探路量子通信、量子测量和量子计算的公司，虽然在外界看来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依托来自于中科大的技术和招牌，肯定会有做不完的订单。
实际并非如此，从创新链到产业链的“第一步”并不好走。不止一位中科大出身的“物理学霸”跟证券时报记者“摊牌”：“做企业比做科研难多了！”研究工作一般仅需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较少考虑市场的实际前景和需求，而做企业则需要统筹科研、生产和市场为一体。
就拿第一个“吃螃蟹”、被认为目前商业化前景最明朗的量子保密通信来说，科大国盾也有花了十年没有跨过的门槛在。比如说，科大国盾上游是电子元器件、光学器件结构供应商，下游应用者包括国家电网、新华社、中国人民银行，在政务、金融、电力、国防等行业和领域推出了一批示范性应用。
“产业链总算跑通了，随着量子密钥分发系统的通信距离和速率不断突破，更加小型化、轻量化，成本也终于能慢慢降下来。但是我们的规模还是不够大，上游供应商不会根据我们的需求专门定制，只能采购通用型产品。等于说，你买十块钱东西，可能只有五块钱是真用得上的”，一位曾就职科大国盾的人士说。
在量子测量领域，国仪量子总经理贺羽提到的的短板，也是初创期必经的疼痛。目前国产科学仪器在生产工艺控制技术落后于国外，导致我们研制出来的仪器可能在部分功能技术方面领先国外，但整机性能及稳定性落后于国外；另外，“核心器件禁运”等卡脖子问题，也限制了国内科学仪器企业的发展。
市场普遍有批评这些高校背景科技公司不够市场化的声音，比如说，创业团队中最常见的关系是师生、师兄弟关系，有的教授主导意识很强，明知不好但仍“总想多送学生一程，不舍得放手”。但这也是因为前沿科学的高度专业性，让懂营销、市场的技术人才懂技术，或者让搞技术的人做管理，都不容易。
某种程度上说，若想让这些有前景但周期长、风险高的科技公司能借力资本市场发展，中央设置科创板的战略决策非常明智。另几家类似背景的冲刺企业中，中科星图所处行业是“数字地球行业”，在答问询时直言“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市场”；国科环宇主要从事航天关键电子系统，报告期内向关联方单位A销售占比最高达到66.82%。
“如果按照原来的IPO审核规则，这些企业的情况可能难以被外界理解，但如果从科技成果转化自身的逻辑规律来看，是有一定客观必然性的”，有律师说。
科创板第一轮问询问题数平均在50.2个；科大国盾被问了68问，华中农业大学参股的科前生物被问询66个。南方一家券商保代认为，虽然科创板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限制，改为“无重大或严重不利影响”，发审委对涉及国有资产和科研转化的严谨态度值得肯定。
股权分散是最大危机
“学霸型公司”的人员构成有好处有痛点：科大系的几个量子企业中，科大国盾的董事长彭承志、总裁赵勇是同门师兄弟；国仪量子总经理贺羽是杜江峰院士学生，之前曾自主创业；郭光灿院士是本源量子联合创始人兼科学顾问，科学顾问是郭国平教授，董事长和总经理也是物理学博士。
这意味着团队的稳定性很高，危机关头能齐心扛住风险。但一个科技转化中常见的问题来了：高校成果转换时一般只能奖励核心研发技术人员，对在科技成果转化做出贡献的其他专业人员却不能充分激励，不少核心人员都是通过后续增资或受让的方式获得的股权。市场估值一旦上来，科研人员普遍无法承受持股需要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公司在需要资金时急于引入投资者，导致了公司团队的持股非常分散。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起源于中科大“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的科大讯飞，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学生创业的上市公司，由于股权分散，不得不开创性的通过“一致行动人关系”来确认创始人刘庆峰的控制权。至今这仍是讯飞的“阿克琉斯之踵”。
科大国盾是科大体系内最新的一个“警示”。在科大国盾的实践到了产业链与资本链结合的“最后一公里”，资本的“双刃剑”对公司业务和管理层心力的拖累不能忽视。
自从2009年设立起，科大国盾一直备受关注。在2014年-2015年，科大国盾接受杭州云鸿投资为公司参股股东。2016年后，云鸿投资时任负责人在浙江独立运作九州量子。此间，围绕着九州量子是否通过虚假宣传影响行业发展、云鸿投资入股时借给科大国盾核心人员形成的债权债务是否合理等，科大国盾和云鸿投资多次交锋，最终爆发了“锤杀科学家”事件。2018年，云鸿投资退出科大国盾。
科大国盾在本次问询回复中披露了借款始末，并罕见的在IPO前公开矛盾，表示“杭州云鸿与公司其他股东对发行人有关事项决策及未来发展等产生分歧，合作关系出现裂痕”。
另外，为了加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提交招股书的前夕，彭承志、赵勇等核心团队向其他股东借款增持科大国盾，金额高达数千万元。这也是上交所问询函关注的重点。
“做科技成果转化离不开资本的力量，但搞科研的人并不知道资本方的引入到底会对未来产生多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被资本带偏”，一些科大系公司的负责人看法不尽相同。
量子行业依然是资本热涌的洼地。今年4月，国仪量子完成引入科大讯飞、科大国创为战略投资方，估值为10个亿。曾披露技术和国盾有关联的中创为量子，对外宣称估值达到10亿美元。尚不清楚本源量子的估值，合肥市高新区上市办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估值不错，都是当地重点孵化的上市后备企业。
“科技创富”仍需系统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创立之初，科大国盾团队曾和安徽省国资旗下的皖能集团等讨论合作，期待国有企业参股发挥“定海神针”作用，推动自身规范发展。但考虑到量子通信项目的长周期和高风险性，加上当时投资容错机制缺乏、资产评估困难等，最终只有民营资本做了投资决策。
十年后，科大国盾在IPO前已经迎来了100亿的超高估值，也经历了资本的严酷考验。不能说是国企主动错失投资机会，这是当时国资、政府基金支持科技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的一个投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产学研用各个主体全方位协同参与和支持，这种支持中又确实需要一些改革和突破的勇气”。反思过去十年在量子科技科研成果转化时“探过的路”和“踩过的坑”，一些行业参与者感慨良多。
但乐观的是，从修法到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再到科创板的战略性布局，一系列“组合拳”打出后，前沿科技无疑迎来了产业化的最好时期。
上个月，财政部修改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由于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成果被界定为国有资产，处置时要作评估、备案。新规表示高校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并简化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产评估程序，市场普遍认为，“放权”将有效为科研院所高校成果转化赋能。
另一方面是国际科技竞技形势的发展。德国政府近日宣布，将以6.5亿欧元资助包括“QuNET”大型量子通信研究在内的项目，表示德国及欧洲必须在量子通信这项关键技术领域拓展自己的能力，才不至于依赖他人。而在争夺“量子霸权”的竞赛上，放眼全球，谷歌、IBM等也在量子计算的阵地“沙场点兵”，短期难见胜负。
因此，产业虽然还在初期，但产业化的信心未曾消失。比如在目前三大量子信息细分领域中，发展稍慢的是量子计算。郭光灿院士团队打了个比方：“目前量子计算机发展的阶段，相当于蒸汽机刚刚面世之际。“当蒸汽机只有0.01马力时，是比不过马匹的”。
但蒸汽机才是时代发展的方向。某种程度说，量子通信等后续能不能实现大规模的民商用，也取决于能够破解现代公钥密码的量子计算何时突破。
有意思的是，蒸汽机的研发和产业化不仅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瓦特也因此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转让知识产权而致富的人。在战略科技成果转化这条漫长的跑道上，若能激励“GDP”般的科学家们创造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新技术和产品，推进产学研互动，“知识创富”时代会到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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